王阳明心学内容
1、王阳明弟子：据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列名记载，就有六十七人之多。这些“王门弟子”，继承王阳明的讲学传统，亦到处办书院，传播王学。
2、感悟：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这就是人生的常态，稀松平常得很。所以第一要懂得悔悟，第二要懂得改正，第三要不把悔恨留在心里。这就是完整的成长过程。
3、大意：文过饰非，这是恶人的常态。如果去责备他的过失，反倒会激起他的恶性。(王阳明心学内容)。
4、如果用我们平常定义各种概念的方法来定义“良知”，还真难说得清楚。王阳明的方法是，随时随地捡现在的例子给弟子们讲解。
5、大凡朋友须箴规指谪处少，诱掖奖劝意多，方是。
6、人须在事上磨，方能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
7、“知行合一”是阳明在贵阳时提出的，就一般意义而言，此说的提出是针对明代中期以来，道德败坏的社会现象而言的，阳明指出：“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盛，不复知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于圣贤之学。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可见，阳明提出这点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的，但这并不仅是权宜的说法。
8、陆九渊认为人心道心只是从不同方面描述心的性质状态，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则分明是“裂天人为二”，心是人的本质所在，是伦理本能。
9、心学，吸取佛教“心外无佛，即心是佛”的思想，宣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在认识论上提出“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
10、下面的内容你可能需要多看几遍才能真正理解，我希望你是一位有缘的觉悟者。
11、陆九渊说“明心”，要尊德性，强调为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增进知识，而是为了实现道德的至高境界。儒家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对外界事物的认知与把握，都不可能直接有助于实现增进道德境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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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明史》称赞王阳明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王士祯赞其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
14、(明)王守仁《传习录》、(明)钱德洪、罗洪先《王文成公年谱》、(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明)黄宗羲《明儒学案》、陈来《有无之境》、钱穆《王守仁》、徐梵澄《陆王学述》、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日)冈田武彦《王阳明与明末儒学》等。
15、感悟：耽误人的其实不是诋毁，而是看不到自己的一颗心狭隘戾气，不够宽容和涵养，又把精力放了太多在诋毁上，那么就既在加剧心中恶疾，又没有时间精力去改善这种状况。
16、因而，“致良知”也不是悬空的，而是实落在事物之上，“若鄙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17、这种“良知”与万物同体，即“天人合一”。正是这种“良知”，才感召人们去追求那种，和于阴阳，调于四时，去世离俗的圣人境界。
18、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
19、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20、感悟：如今是个看脸的世界，注重的是颜值，整容更是遍地横行。这些人，真该看看王阳明这句话。好在还有一句“主要看气质”，倒还合乎阳明心学的宗旨。
21、 与经济结构相关的，是政治活动，黄宗羲对学校的政治功能作了考察，其中同时渗入了对政治现实的关切。按黄宗羲的看法，学校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培养学生之所，它同时也应当成为治天下的手段所由形成的地方，具体而言，治理天下的各种手段和方式，都应当从学校中演化出来：“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同时，黄宗羲认为，天下的是非不能仅仅取决于君主，而应当以学校为判断的场所：“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21“公其是非于学校”这一看法，已将学校理解为某种议事机构，并赋予其讨论公共事务的功能。这同时也从建设性的角度，表现出对政治现实的关切，它与前面工商皆本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主张，彼此呼应。 浙学以注重历史意识为特点，王阳明提出“五经皆史”，并从道与事、经与史的关系上展现了这种历史意识，在黄宗羲那里，五经皆史的历史意识进一步具体化为对学术史的看法。黄宗羲曾系统地研究从宋元到明代的学术史，著有《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其中，《明儒学案》由他独立完成，《宋元学案》由黄宗羲完成大部，尔后为黄百家、全祖望等续成。在这一过程中，黄宗羲也提出了自己关于学术演变历史的看法。 首先是注重每一个体的独立思考，黄宗羲的“一本而万殊”说即涉及此：“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著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22这里的“一本”也就表现为整体的真理，在黄宗羲看来，这一真理又是由不同个体多方面的思考(“一偏之见”)所构成，因此每一个人的独立思考都应加以重视。由肯定“一偏之见”的意义，黄宗羲进一步确认了学术之途“不得不殊”这里所强调的，也就是学术的发展以思想家的多样探索为具体内容。按黄宗羲的理解，学有宗旨：“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24这种宗旨构成了不同思想系统的主导观念。思想家的独创性思想(得力处)，即集中体现在这种宗旨之上，而其整个体系，则围绕这一宗旨而展开。与之相联系，思想史的考察，需要“得其宗旨”，唯有如此，才能在把握思想家“一偏之见”的同时，又统观其整个体系。
22、知行合就是要致良知。王阳明中年之后很少提及知行合原因在于知行合一已经融入到致良知这一更为简洁凝练的命题。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致良知就是知行合诚如明儒刘宗周所言：“良知为知，见知不囿于闻见；致良知为行，见行不滞于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功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
23、“理”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承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
24、以言语谤人，其谤浅。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谤也，其谤深矣。
25、“天人合一”的观念，发源于周代，《左传》成公十三年记载周室贵族刘康公的言论说：“菩闻之：民受天地之甲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这里把“天地”与人的“动作礼义成仪之则”联系起来表现了天人相通思想的萌茅。之后孟子发展出性天相通观点，“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再者，则是董仲舒的人副天数说，其内容与天人合一思想有着复杂的联系，其中不乏牵强附会之说。到宋代，张载则首次在语言表达上提出天人合一：“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其“民胞物与”的思想可以说也是涵盖在天人合一的观念里的。之后经由二程而达到成熟。张载、二程发展孟子学说,扬弃了董仲舒的粗陋形式，达到了新的理论水平。而阳明则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主要体现在其三大主张中。
26、这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和做事方法，很多人的毛病和苦恼的根源就是想的太多，做的太少，大脑一直在空转空耗，不断的滋生一堆垃圾，又不自主的让这些垃圾指挥身体，最终的结果就是碌碌无为，厄运不断。
27、 从知与行的具体互动看，其中又涉及行要由知来引导，知本身则需要得到行的确证。就知行活动与现实的关系而言，知是否真实，最后要通过面向现实的践行来判断，这既体现了对行的注重，又包含着对现实的关切。在王阳明看来，一个观念正确与否，不能离开现实之行而只在头脑中加以判定。同样，要了解人们是否真正把握了某种观念(如“孝”)，也必须诉诸现实，根据其是否实际地践行(如是否切实行孝)来加以确认。从这方面看，知行合一之说也为现实的关切提供了理论上的前提和根据。 作为儒学的传人，王阳明对成就自我(成己)十分注重，然而，对他来说，人格的修养和修炼工夫并不表现为闭门静坐的过程。当时曾出现如下主张，即通过闭门静坐等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心性境界，王阳明对此明确表示不赞同。与单纯的静坐涵养相对，王阳明主张事上磨练，后者表现为在日常的做事、处事过程中锻炼自己。王阳明心学的一位信奉者曾对王阳明说，心学固然甚好，但他自己为官，需处理簿书讼狱等繁难之事，无法从事于学。王阳明的回应是：“我何尝教尔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的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因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这许多意思皆私，只尔自知，需精细省察克治，唯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这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9这里的为学，也就是通过学习、践行心学而成就自己，在王阳明看来，这一过程无法离开现实的做事过程，所谓“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便强调了这一点。总之，心性涵养并非远离现实的作为；事上磨练在成就自我的同时，也体现了现实的关切。 王阳明自己也身体力行了以上主张，他一生的建功立业，便从不同方面体现了这一点。从早年开始，王阳明就关注边关外患，留心于边事，后来他在平定宁王之乱等军事、政治活动中，都表现出现实的关切意识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实际努力。他不仅在理论上通过知行之辩而肯定了真知要付诸践行，而且又在实践上提出并践行事上磨练等要求，这些方面既表明心学不是书斋上的学问，也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而展现了心学作为浙学的特点。 历史意识，构成了浙学的又一重要内容，它在王阳明的心学中同样有其体现。 如所周知，王阳明曾提出一个著名论点，即“五经皆史”：“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10 在他看来，从实际的形态看，儒家历史上的经典都涉及历史的展开过程，其内容包含多样的事：人所做之事在社会演化中展开为古今历史，五经则是历史的记载。
28、至于心外无物，这里的物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客观事物，而是指有主体——人参与其中的事，如事亲、治民、爱人等等，这些事情离不开人的参与，也就离不开人的心，所以说心外无物。王阳明举了一个著名的例子，他说山中花木自开自落，但如果离开了人的良知，它们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这些客观事物的意义是人所赋予的，离开了人心、人的良知，事物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29、本来《金刚经》中“应如是生清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庄严净土分第十》)影响了《坛经》的“心性”论，但是经过王阳明的加工和转化，就成为心学之“心”追求的境界。所以，王阳明经常将禅宗的“明镜”(即“照心”)来比喻“良知”，用“镜不明”来比喻“妄心”，用“磨镜”来比喻“致良知”。(3)如他说：“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卷一)又如“夫妄心则动也，照心非动也；恒照则恒动恒静，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息，有刻暂停则息矣，非至诚无息之学矣。”(《王阳明全集·答陆原静书》卷二)，“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卷一)。由此可见，王阳明心学受禅宗“心”镜的影响是深远的。
30、原文：汝若以厌外物之心去求之静，是反养成一个骄惰之气了。如若不厌外物，复于静处涵养，却好。
31、知行合一：“知行工夫，本不可离”，知道的理一定要与现实发生联系才有意义。知行不能分家，只知道不行动，其实还是不知道。
32、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33、从此阳明心学正式诞生，王阳明的人生也开始翻身逆袭，绝地重生，屡创奇迹。王阳明心学可以说是微言大义，真传一句话的典型代表。他的核心思想就三句话：
34、感悟：肤浅浮躁的心，总是会本能地往舒服上跑。越是贪恋舒服，就越不会成长、成熟，甚至还会更加肤浅浮躁。所以要扭转这种状况，就要逆着自己的性子来，越不想做什么，就越要耐着性子去做。这正是对自己心性的磨砺。
35、就是做良知指引下应该做必须做的事情，那什么是良知？
36、感悟：假如天天吃肉，也就不觉得肉香了；如果天天都像过年，真到过年时也就没有年味儿了。王阳明说的道理，完全合乎阴阳辩证之道。
37、他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38、 前面提到，王阳明的心学不仅仅自身体现为浙学的特定形态，而且对浙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黄宗羲曾提及“浙中王门”，其中谈到了很多浙地的人物，如钱德洪、徐爱、王畿等，心学对这些浙中人物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更具有思想史意义的角度来看，不能忽视王阳明的心学对明清之际浙学的影响，具体地说，需要关注心学对黄宗羲思想的影响。黄宗羲是明清之际浙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思想的层面上，黄宗羲多方面地受到心学的影响，可以说，王阳明的心学乃是通过制约黄宗羲的思想而在这一时代的浙学之上留下了具体的印记。与王阳明一样，黄宗羲思想也包含丰富的内容，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讨论。此处主要联系浙学的一般特点，简略地考察王阳明的心学对同为浙地思想家的黄宗羲之影响。
39、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文章博大昌达，行墨间有俊爽之气。有《王文成公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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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感悟：这种状况恐怕比较普遍——一个忙惯了的人，一旦闲下来就会百无聊赖、无所适从，无聊得要死。人这样，心也是这样，平常胡思乱想惯了，脑筋就闲不下来，吃饭时、睡觉前也会胡思乱想。
42、心即理：万事万物都在自己心里，所有的道理不必外求，世界的意义也是由你的内心赋予的，向自己内心求索就可以。
43、很多人理解成伦理道德层面的良心善心，慈悲心，责任心，这个只是良知的表层，这良知可不仅仅是凭良心做事那么简单，如果这么肤浅的话，是没有任何威力的，良知最重要的是下面三层东西：
44、知行合就是要坚持常道和扩充仁义礼智之心。“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
45、三十六岁仕途光明的京官王阳明突然蒙受去衣廷杖之辱，被困于物质贫困精神贫乏的龙场，身心的双重苦难和孤独催化了他思想的迅速成熟，他回顾从学三十年来欲结合天理与人道而不得，探求真知而不至，不懈追求精神完满却屡屡残酷受挫的求索历程，苦思将究极之知与济世之行统一起来的路径。“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一场将煊赫中国思想史的蜕变，就在斯时斯地斯人身上静静地发生了。龙场一夜顿悟，他提出了颠覆性的三大主张：心即理、知行合良知与致良知。即使阳明并没有特别明确与强调“天人合一”的表达，这一曾深刻影响过他的传统思想贯穿了三大主张始终。
46、很简单，因为这三句话是人生最底层最正确的认知逻辑和方法，如果你能理解并掌握了这三句话，人生就不会出现大的错误和偏差，整体生命处于稳定和上扬状态。
47、要强调的是，这一“本心”原来是包含着最高的“天理”或者天道的，“天理”不外乎人心，天道即是人道，所以“天理”就存在于人心，天道即是我们的“本心”。说“心即理”，就是要我们都要明白这样一点：我们的“本心”或者本质原本就是与天道相一致的。人之所以可能是高尚的，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心即理”的观点，其实就是要我们能够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原本与天一般高明，与地一般博厚，这样我们才能够光明正大，在天地间堂堂正正地做个人。“心即理”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立足的基点，有了这个基点，我们的生活才不至于会迷失方向；有了这个基点，我们才能够真实地把我们自己的本质表现在生活实践的各个领域。
48、但他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意识活动同实践活动的界限。他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一念不善”，这是他的“立言宗旨”。
49、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50、王阳明心学的起点是“龙场悟道”。龙场悟道，是指王阳明因开罪宦官刘瑾，触怒了明朝皇帝，被发配到龙场，一住便是三个年头。仿佛由“天堂”坠入“地狱”。在他万念俱灰的绝望中，是淳朴善良的龙场人给予他无私的援助，使他看见了希望的曙光。他用“生命的体验”来面对人生。跳出了“以经解经”的圈子，走上了独立思考、探索人生的解脱之路。思考了七天七夜，仍未有结果。后大病一场，他发现朱熹的“格物致知”是不对的。
51、同时，依照阳明的思想来看，“致良知”的含义更重要的还有“行”这方面的意思，“如知其为善也，致其为善之知而必为之，则知至矣。……知犹水也，人之心，无不知，犹水之无不就下也。决而行之，无有不就下者。决而行之者，致知之谓也。”在这里，只有“决而行之”，也就是说把良知实落到行之中，这才能称为“致知”。而在这里，“致良知”也就和“知行合一”统一了起来。
52、所谓“致良知”，也就是要在充分意识到自己本有“良知”的前提之下，把“良知”充分地实现出来，通过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意识活动、语言表达、行为实践，把“良知”贯彻到我们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
53、但是，陆九渊在谈论“心”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很大的理论困境，那就是如何处理“心”与“理”的关系问题。陆九渊承认“理”是指外在世界的“存在”。他认为，作为宇宙本体的“理”，充塞于天地万物之中，无一物能逃遁其间。(4)但是，这个“理”却需要人“心”去把握，是“未外乎其心”。这样就很自然地让他得出“心即理”的结论。他说：“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陆九渊集·与李宰》卷十一)而且这种“理”不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消失。此“理”，“至当归精义无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陆九渊集·与曾宅之》卷一)这样他就顺理成章地得出“心即理”的结论。
54、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正所谓“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传习录》)。而“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对此，王阳明说：“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传习录》)
55、阳明心学对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观的指导，为我们提供方法论。
56、王阳明一语道破天机——那只是因为你的得失之心太重，只想要好的结果，恐惧得到坏的结果，于是就蒙蔽了自己那颗本来能泰然处之、平和应对的心。起伏得失本是常态，尽力而为、顺其自然才是合理的态度。
57、从心学核心思想体系的倾向性来看，与儒家的“仁爱”思想是相通一气的。比如，“良知”一说，其实质与儒家的“性本善”没有什么不同；“致良知”与儒家的“克己复礼”没有什么不同；这样作为独立的哲学流派来说，未免有换汤不换药之嫌。
58、心外无理是王阳明接着陆九渊“心即理”讲的。在他们看来，理本来是客观实存的，除了蕴含在事物之中以外，理又存在于每个人心中。但阳明认为，每个人如果要认识事物之理，都是从心上做功夫的，而不是对事物本身的穷究。在这个意义上，王阳明说心外无理，人所认识之理都是在自己的心中。
59、生活当中之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好人”，之所以还有各种各样的恶言恶行恶人恶事，不是因为那些人没有“良知”，而是因为那些人不能“致良知”。
60、禅宗以“明镜”喻人的“真己”。“真己”就是放弃和忘却一切外在的杂念，回归人本性的空明澄清的境界。这也是一种“无善无恶”的本来的纯真世界。这正如王阳明所说：“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若无真己，便无躯壳，真是有之即生，无之即死。”(《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上》卷一)这个也就是“明镜”的境界。“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同上)在禅宗看来，“明镜”就是“照心”。慧能曾偈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坛经·行由品第一》)王阳明从“明镜”中看到了“照心”的“真己”。
61、在阳明心学中，无论是哪个主张，其实本体、功夫、境界都是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本体是实践工夫所以发生的逻辑出发点，工夫是本体现实存在的依据和表现，二者的区别在于，本体是形上的无方所、无定形，工夫则是具体的、实践的，关于具体的工夫，可以说有两种，一是事上磨练，一是静处体悟，但阳明又说“上根之人，世亦难遇，此虽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也就是说，这两种工夫，虽然一种是渐悟，一种是顿悟，但是顿悟只是针对上根之人而言，对于中下根的人来说，应采取渐悟的方法，在这里，则所有的人都被包含在修行工夫之中了。而工夫除了受本体规定外，同时又受境界的制约，境界则是指主体在修养功夫中的追求指向及其呈现。这样，工夫和修养实际上就是同一种实践活动，而本体与境界则是代表着这一实践活动的始末两端。这三者具有三位一体的特点：从形上的角度看，它统一于本体；从形下的角度看，它落实并实现于工夫；从指向上看，它又归宗于境界。然而，阳明的论述始终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和回溯的。
62、首先是指实践活动中自觉之知与意念显发之行的一时并在性，“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去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这是自然的知行合一。
63、 在认识论上，王阳明宣扬“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说，认为人的认识就是对本心良知的自我认识，人都有良知，良知也就是天理，一切事物及其规律都包含在良知之中。达到本心的良知，也就达到了对一切真理的认识。
64、心学的逻辑结构为心即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心即理是心学的理论基础，“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致良知是心学的主要内容，“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知行合一是心学的方式方法，“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65、其实，陆九渊“心即理”也是将万千世界的“理”归结到人心的道德主体和道德本心上去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将朱熹谈到的包罗万千世界的“理”浓缩为人能把握的道德世界的“心”，将纯自然的“理”和人道世界的“理”概括为人把握道德世界的“心”。这也是陆九渊与朱熹经常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朱熹将“心”分为“道心”和“人心”，他认为“道心”才是纯善的。这个“道心”相当于陆九渊所说的“本心”，而“人心”在朱熹看来是邪恶的、丑陋的、不道德的，是应当为人所摒弃的。
66、王阳明说，人为了生存，难免要追求一些能使自己感到安全的东西，诸如金钱、名利、地位。不过，有的人是在“良知”的指导下追寻这些，有的人却只是一门心思地追求外物。如果我们的内心永远盯着那些外物，必然会累得死去活来。
67、《大学》有“致知在格物”语。王守仁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内在的良知。这里所说的“良知”，既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因而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知行合一的过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致良知”是王守仁心学的本体论与修养论直接统一的表现。
68、 对王阳明而言，普遍天理与个体之心紧密相连，普遍天理的作用也离不开个体之心，在人的知、行活动中，心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心与理的交融，构成了独立判断和独立思考，并进一步批判性地理解观念世界外部世界的前提。事实上，王阳明的心学中确实不仅仅为人的独立思考、批判的观念提供了根据，而且在其思想中也不难看到实际的自思、自得趋向。 如所周知，王阳明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良知准则论”：“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7 良知即人自身具有的内在准则，按王阳明的理解，判断是非对错，并不仅仅取决于外在的意见，而是需要诉诸人自身的良知。由此，王阳明进一步指出：“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8“求之于心”，也就是诉诸自身的独立判断，如果良知告诉你某一观点是错的，那么，即使这个观点是孔子提出的，也不能认为是对的；另一方面，如果内心判断某一看法正确，那么，即使这一看法出自普通人，也不能认为是错的。这里的关键在于自己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自己认为不正确，就应加以拒斥，而不必理会这一观点已为权威所认可；反之，自己判断是对的，则即使是常人提出的观点，也要坚持。这可以被视为王阳明心学所体现的另一重浙学精神。 前面提到，现实的关切构成了浙学的又一特点，在王阳明的心学中也不难看到这一点。王阳明曾提出知行合一说，这一理论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从认识论上看，知行合一的涵义之一在于将知和行的统一看作动态的过程。如前所述，王阳明认为每一个体先天就具有良知，但这种先天良知并不是一开始就为个体所自觉意识，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良知的内涵，需要经过行的工夫。在这里，知与行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从先天之知出发，经过行，最后达到自觉之知。以“行”为中介，作为出发点的“知”与作为终点的“知”既呈现不同形态，又相互交融。
69、朱熹认为心是分为“人心”与“道心”的，道心是天理的体现，是“原于性命之王”，是义理之心，是人心的主宰；人心是气质的表现，故而必须接受道心的主宰和统领，此即“心统性情”。
70、大意：与朋友相处，彼此谦让，就会受益；彼此攀比，只能受损。
